凌河

“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利益输送”，数日前，王歧山同志在中纪委四次全会上的讲话振聋发聩，直斥某些层面政治生态中的一大痼疾，也指出了当下高压态势下“仍不收敛”的一大腐败——“五湖四海”本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规定，而“团团伙伙”则是封建官场甚至黑道江湖的天生产儿，所以“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

“团团伙伙”是由小平同志30年前怒斥的“小圈子”发展而来的。如果说当年的“小圈子”还只是气味相投的“无形联盟”，那么今天某些地方的团伙则是拉帮结派的“组织化”和显性化了。在一些地方、某些层面，大大小小“山头”林立，或拉帮结派，或党同伐异，或“哥们”抱团，或以邻为壑。“兄弟”之间互相勾连、同进共退，结盟换帖、享利分赃。上下级之间，称“老板”、道“老大”，同伙之间，呼“大哥”、称“小弟”。团伙的“组织化”，成为某些官场的一大风气，你入了“伙”，就进入了“快车道”，你置身其外，不成为“同道”，怎么也轮不到你，甚至还要被打入“异类”，致使佞臣小人如鱼得水，而正直君子因为是“独立大队”，没有人来搭理你、关照你。

既然要“组织化”，团伙就不是松散的投合，而已经成了结构严密的帮派。团伙为首，往往有一个“领导”，他既是利益共同体的“老板”，又是江湖上的“老大”，同时还往往被奉为形如黑道的“教父”。团伙的中下层，则被视为一己的“家臣”，或自称效力的“马仔”，只对“老头子”保持无限的“忠诚”和依附，同伙之间则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互相包庇、攻守同盟。这样的“团伙”，在某些地方，盘根错节、枝蔓相缠，成了针也插不进、水也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们只与“老大”“保持一致”，只在团伙内“同心同德”，成为政令畅通的最大障碍。

“拉帮结派”的粘合剂，是“利益输送”。利益输送，主要是两条，一是团伙内部的封官许愿。某些“领导”手中的乌纱帽，只给“圈子”成员，只给自己的“门生”，因此团伙的“组织化”色彩，就成为某些人仕途的捷径，进了这个团伙，不行也行，否则纵有德才勤绩，也轮不到你。团伙又是买官卖官的平台，在一些地方，“小弟”也要孝敬“大哥”，也要打点“主公”。官帽的私相授受，成为团伙忠于一人的渊源，而金钱与乌纱的交易，又进一步确立了“朋党”的身份和“自己人”的角色。团伙的组织化，一大祸害是危害着党的组织规则，这就是习近平同志在教实活动中痛斥“圈子”的一个突出点。“利益输送”的又一个特点，是团伙往往成为共同贪贿的一种组织。一些地方揭露出来的“窝案”，十分清楚地显现出案中人不但是一同作案、共同分赃的共犯，而且早已经是官场上的“团伙”、“帮派”和“同党”，他们在国企转制、工程发包、项目资金、矿山转卖等“肥肉”面前，互相倚托、相互输利，把各自占有的公权力变为团伙的“势力范围”，形成腐败的“合力”，这是贪腐大案的一个共同特征。

“圈子”、“团伙”也好，“拉帮结派”也罢，都是封建官宦政治和官场文化遗留下来的糟粕。几千年的封建官僚制度下，“百官”一方面以对专制王权的人身依附形成对于君主的“忠诚”，另一方面则结成林林总总错综复杂的“圈子”和互相妥协又相互“党争”的“帮派”，形成官场的各种明潜“规则”和深层“文化”。团伙本来就是宦海之中，利用各种渊源编织和扩张关系网的紧密纽带。封建官场历来讲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发展到“成熟”，就是“朋党”。同出一门，叫做同门，必须互相庇护；同届及第，叫做同科，做了官要沆瀣一气；同年进学，叫做同案，相互要加提携；一个地方出来的“同乡”、“五百年前一家”的“同姓”，甚至于旧军界中，一起吃过兵粮的“同袍”，到哪也抱成团……至于互相勾结的政治同盟，操弄政权的派别山头，苦心经营的同党派系，一部封建史，就更不罕见了。拉帮结派本是封建官场的积弊，更是一种政治上的腐败，奇怪的是现在有些“公仆”也沉湎于“教父”与“家臣”的关系，热衷于党同伐异、抱团结伙，难怪小平同志34年前在讲述政治体制改革时，主要是强调反对封建残余，难怪中央和中纪委在宣示反腐败要持之以恒时，要强调“党内不允许搞团团伙伙”！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4-11-2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