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开创者、奠基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经历了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参与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与党和国家的历史密切相关。陈云极为重视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和研究。

洞房给新婚妻子讲党史

延安时期，“陈云在洞房给新婚妻子于若木讲党史”曾经被延安的党员干部传为佳话。陈云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由于疲劳过度，导致流鼻血的旧病复发，一时非常严重。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从陕北公学选调学生党员于若木来护理他。

到陈云身边工作，于若木后来回忆道：“我去后，只是给他按时往鼻子里滴滴药水，并没有更多的事可做。因为医生要求静养，他不能做很多工作，所以便经常和我聊聊天，有时还让我唱革命歌曲，我唱了苏联的《祖国进行曲》给他听。相处久了，彼此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感情，关系逐渐密切起来。有一天，他对我说：‘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不久，我二哥于道源来到延安，陈云同志把他作为我家的代表，郑重其事地把他请来，向他说明了我们打算结婚的想法，征求他的意见。我二哥对陈云同志的印象甚好，欣然同意。于是，我们在1938年3月结了婚。我们的婚礼十分简朴。结婚那天晚上，陈云只花了一元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中央组织部的同志来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婚礼了。婚后不久，陈云曾用3个晚上给我讲党史。讲到大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给党造成的损失，讲到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后对党中央造成的威胁，讲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毛主席对党和红军的挽救等等。以后，陈云又让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了五个月，结业后，我又进了马列学院学习。到那里讲课的，大多是中央领导同志和在延安的大学者。陈云也去讲过党的建设。这门课的内容十分严肃，他讲了一个党员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就是要奋斗到死，用上海话说，就是要干到‘翘辫子’，给学员留下深刻的印象，坚定了大家革命的信念。”由此可见，陈云十分重视党史的学习。陈云比于若木大14岁，当时陈云已经是个经过生死考验的成熟革命者，而19岁的于若木只是个学生党员。用于若木的话来说，“两人能力地位相差太远，在他面前越显得自己幼稚无能。”对党员的教育，对自己亲人的教育，陈云同样严肃认真。

对党史问题要实事求是

陈云对党史中重要问题的研究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一贯坚持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曾经担任陈云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朱佳木回忆在陈云身边工作时，听到他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发表了大量论述。比如，关于所谓“伍豪启事”问题、关于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问题等。

1932年2月，上海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从叛徒口中得知“伍豪”是周恩来在天津创办觉悟社用的别名，便想出在报上刊登“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假消息的毒计，企图瓦解共产党的人心。在“文化大革命”中，此事被“四人帮”用来攻击周恩来。周恩来当即驳斥，指出这是敌人的造谣。但因为当时周恩来已经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对敌人的阴谋并不知情，对当年地下党辟谣的情况也说不清楚，便打电话问陈云。陈云虽然在当时的临时中央，但已经离开特科，到全国总工会工作，只知道是敌人造谣，并不知道辟谣的具体经过。为防止他们再拿这件事做文章，1972年5月，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陈云在小组会上发言称自己知道这件事，并指出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同时，他又写了书面发言再次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多原中央特科工作者得到平反，有关部门召集这些同志开座谈会，请大家回忆地下工作的历史。陈云作为原中央特科的领导人，接见了这些曾在隐蔽战线为党作出特殊贡献的老同志。陈云在讲话中就提到要把“伍豪启事”的前前后后搞清楚。后来，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根据陈云的意见，联合撰写了《伍豪启事的前前后后》，用确凿的事实说明，“伍豪启事”完全出自敌人之手，我党地下组织在其刊报后，采取了巧妙的办法给予揭露。

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陈云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历史问题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1983年7月，辽沈战役纪念馆请陈云为他们编辑的《辽沈决战》一书题写书名。陈云把书稿要来看后，让秘书整理了《对编写〈辽沈战役〉一书的意见》。对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一些敏感的历史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陈云实事求是的分析令人信服，为正确评价东北解放战争历史提供了科学依据。

推动解决党内重大历史是非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陈云强调要恢复和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带头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积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推动邓小平复出、平反冤假错案、科学评价毛泽东等党内重大历史是非问题的解决，起到重要的作用。

1977年3月10日，陈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前，与胡乔木商量，又征求耿飚、王震等老同志的意见，非常郑重地写了书面发言稿。3月13日，陈云在西南组作书面发言，明确提出“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陈云的意见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陈云的发言不同于“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会议工作人员要求陈云修改这篇书面发言，在会议简报上刊登，被他拒绝。3月17日，陈云在小组会上发言说：“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很赞成。”这实际上是对邓小平复出的又一次呼吁。4个月后，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复出，顺应了历史的要求，符合全党全国人民的愿望，为顺利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1978年11月12日和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两次发言，先后提出要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既积极又稳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全力支持有错必纠，积极推动平反冤假错案。他领导中央纪委直接负责复查刘少奇、瞿秋白等在全党全国有重大影响案件的平反工作，推动了拨乱反正的进程。

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开展，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就成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对此，陈云反复强调，“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末（么），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陈云的意见为统一全党的思想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陈云有关学习和研究党史问题的论述，是他学习哲学和一生遵循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具体运用，对我们当前学习“四史”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作者系陈云思想生平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唯实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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